周日的香港，大雨中，“占中三子”戴耀廷丶朱耀明和陈健民，对着面前的大鼓重重地敲了下去，鼓声再度打破中环平静，它试图表达香港“占中”团体此时郁结已久的不平之情。
8 月 31 日，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在香港宣布了人大关于 2017 年香港普选行政长官的决定——候选人由提名委员会提名产生，每名候选人均须获得超半数委员支持；香港合资格选民均有选举权，从候选人中选出行政长官人选；行政长官人选产生后由中央任命。这份决定同时强调，行政长官必须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区负责，因此，行政长官必须由爱国爱港人士担任，与中央对抗的人不能担任行政长官。
香港所有电子媒体都对此做了全程直播，有电视台为政改单开滚动条。对于香港的民主人士，尤其是发起占中团体来说，这份决定意味着他们的期望正式落空。
他们希望看到 2017 年香港能够迎来的是绕开提名委员会，由公民和政党提名，实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
夜幕临近，更多港人聚集在中环添马舰公园。此时公园内已经搭起一个宽大的舞台，舞台背后的大屏幕上，以黑字打出“抗命”两个字。
占中发起人之一戴耀廷说：“香港由今天起，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公民抗命的时代”， 而他背后的另两位占中发起人朱耀明和陈健民已经抱头痛哭。
台下的千名港人也跟随台上激动地大喊，还有许多人高举手机亮起灯光，对人大决定表示不满。
与这边的秩序相比，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下榻酒店所在地湾仔就混乱得多。街边早已布置数百名警察，警方也在酒店外架起层层铁马，有年轻人冲破防线，试图闯入酒店，他们认为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不可以代表他们，要求公民直接提名、反对“筛选”过程。他们中的多数人只有十几岁，成长在香港回归后，却坚决地反对“筛选”，其中有人甚至挥舞着殖民地港英旗帜向李飞示威。
这种激烈的场面并未持续多久，第二天（9 月 1 日）香港再度回复平静， “占中”团体内部已经出现分化。一方面，“占中”的最早发起人，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虽然宣告抗争已经开始，却并未公布“占中”时间。事实上，戴耀廷自从 2013 年 1 月提出“占中”以来，已经多次提出最有可能的“占中”时机是 2014 年初夏，但夏天已快过去，“占中”却未兑现。另一方面，香港泛民主派中的激进派已经显出不耐烦，香港政党“人民力量”已经自立门户，提出“流动占中”口号，即让车辆在中环故意慢驶，以阻塞交通。
矛盾似乎始终处在一触即发的状态，香港的命运如《基本法》之前、如 1997 年之前一样再度莫测难辨。
这个时候，我们重新刊发许悦写的《狮子山下》。“狮子山下”是香港 1970 年代一部电视剧的名字，同名主题歌成为香港精神的写照。
原文刊于《第一财经周刊·单行本》。
文章很长，我们将把五节内容分两次刊发。
一、李先生的香港
深水湾道 79 号的这栋大宅前，数十位香港记者已经在此守候多日，他们都在等待大宅主人的座驾驶出的那一刻。尽管 2013 年 7 月的香港终日暴雨不歇，却没有人愿意在漫长等待中提前离开。这些记者，准备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为什么卖掉百佳？而这座大宅的门牌号码早已成了一个符号，因为许多香港人都知道，这座大宅是属于李先生的。
在香港，从来没有一个商人的买卖决定可以造成像李嘉诚那样的全城轰动。
2013 年春节刚结束，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就爆发了一次工人大罢工，码头工人们抗议自 1997 年以来，他们薪资福利不升反降，并要求码头的主人李嘉诚同意为工人加薪 25％ 的要求。这场持续 40 天的博弈成为香港二战后最长的一次工人运动，但最终却以不到 10％ 的加薪幅度结束。
罢工的背后，是香港货柜码头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2005 年，新加坡取代香港成为世界第一大港；2007 年，香港货柜码头又被上海超过；2012 年，香港货柜码头吞吐量比前一年下降 5.2%，是全球前 5 名的港口中唯一业绩倒退的一个；而 2013 年 6 月，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一份预测报告预计，2013 年深圳港的处理标准货柜的数量将首次超过香港。
好几次，我回到香港的飞机都是在傍晚时分降落的，当前往市区的巴士驶过青马大桥时，都会看见桥下货柜码头停靠着的轮船，在落日余晖映衬下闪烁着点点灯光。我想，那是香港最动人的风景之一。然而这些灯光正一盏盏从这里消失，复又在新加坡、上海或者深圳的港口亮起。
所以 2013 年 7 月，当和黄集团证实将要作价出售旗下的百佳超市时，有关李嘉诚要撤资香港以及他看淡香港前景的猜测又一次铺天盖地起来。
某种程度上，李嘉诚是“香港梦”的代表。这位自内地的草根阶级，50 年代在香港创办了以生产塑料花为业务的“长江塑料厂”，并把塑料花出口至欧美各国。靠着卖塑料花赚来的钱，李嘉诚在香港北角买入第一块地皮，开始转变角色成为一名地产商人，成立了长江实业。
70 年代，李嘉诚从汇丰银行手中买下英资第二大洋行和记黄埔，成为第一个入主英资洋行的华人，同时又通过收购黄埔船坞公司，把货运业务并入了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公司，进一步壮大了他的港口生意。
不难看出，在李嘉诚迅速积累财富的那些年，正是二战后世界经济秩序重构和中国内地政治运动此起彼落的时候。来自西方的消费需求持续被创造着，但除了香港和日本是自由市场，韩国的军政府管治、台湾正处于戒严时期，新加坡未完全开放，周边地区的封闭落后让香港得以一枝独秀。正如乔·斯塔威尔（Joe Studwell）在他那本研究香港和东南亚富豪发家史的《亚洲教父》中所说的那样，亚洲教父们利用政治的无效率获取了利益。
但无论如何，李嘉诚白首起家的故事曾经是一个激励几代香港人追逐梦想的标杆。他同时也代表着香港经济增长最迅速和最值得骄傲的 50 年代至 90年代。50 年代，香港的人均 GDP 只有英国的 23％，但到了 1987 年，香港和英国的人均 GDP 已经持平，可以说，香港人的心气全凝聚自那几十年间。
在此期间，李嘉诚这个名字也开始和香港各行各业都捆绑起来。如果你不以一个游客的身份只在铜锣湾或者旺角一带流连，而是来到更市民化的观塘、荃湾和北角，你会更深刻地感受到李嘉诚的包围——沿着一条主街往下走，卖家电的丰泽电器属于他的，药房屈臣氏属于他的，把营业厅开在街头的“3”品牌移动运营商属于他的。如果选择住在香港岛和南丫岛，那么这两个区域唯一的电力供应商香港电灯集团也是属于他的，很可能连住宅的开发商也是他的。
而百佳是一个李嘉诚旗下另一个和香港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业务，这家超市在香港市场占有率达 33.1％，每年营收超过 200 亿港币。在香港社会问题日渐严重，经济角色受到挑战的今天，百佳又要即将被卖盘，这加重了许多香港人担忧的情绪。
进一步挑动香港人敏感神经的是，2013 年 9 月李嘉诚又作出了另一个决定——还要卖掉香港电灯最多 70％ 的股权，套现 50 亿美元。
不仅是零售业，纵观和黄整体的业务，你会发现香港对李嘉诚的财富增值作用越来越小。香港市场获利占和黄总体盈利的比例，从 2003 年的 31％ 下降至 2012 年的 16％。
香港私募基金 CVC 的董事总经理何志杰想得却更简单一些，他认为百佳在香港的发展已经空间已经很小了，要布局的店都已经开完了，缺乏继续增长的动力。由于深感香港本地市场太狭小，CVC 也从来不投香港的零售公司。
对于香港人来说，卖掉百佳超市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原因，可能也是最真实的原因就是，百佳不那么赚钱了。“虽然百佳的盈利很稳定，但是从投资者的角度上看，光是靠稳定的资金回报是有限。国内的很多企业总说，我可以三年或者几年翻一倍，但是百佳这项业务是不可能的了。”何志杰说。
2012 年，百佳的收益总额只占和黄集团整体收入的 5%，而据和黄管理层在一次分析员会议上透露，百佳每年的毛利还不到 6％。
更何况，“自由行”并不能让所有的零售行业都受惠。百佳超市以做本地人的生意为主，在需要承受被其他零售公司推高的租金之余，光顾的人群却没有增加。所以在香港，盈利增长最迅速的零售公司做的都是针对国内游客的生意，比如莎莎和周大福。
全香港共有 97 家分店的化妆品店“莎莎”是香港密集程度最高的商店之一，许多游客要完成购物清单上的任务，莎莎都是一个必去的购物地点。2013 年 3 月莎莎公布的 2012 年至 2013 年的年度业绩报告上显示，该年度总体利润比上一年度增长了 19.7％，毛利率高达 46.4％。而在港澳地区分店内完成的销售额中，有 67.7％是贡献自内地游客。
当然，尖沙咀广东道的奢侈品店就更不用说了。我还记得两年前刚到香港的时候，有天和香港朋友一起经过广东道的 Chanel,门前的队伍一直蜿蜒至旁边海港城的入口。我些许惊讶地询问我的朋友，这是在打折吗？朋友说，Chanel 怎么可能打折呢，他们全部是“自由行“游客。
一次在香港机场“被冷落”的经历，也让何志杰印象深刻。那天，何志杰在登机前想要去“零食物语”买点零食，进去挑了好久才买了几十块港币的东西，但是一位内地游客一进来就挑了近两千港币的零食。
“如果你是售货员，你也会花精力在这些游客身上的，而我这种就是爱挑就挑吧这种心态。”何志杰说。
许多人认为，内地开始主导香港的各行各业是 CEPA 所带来的结果。香港的好事情和坏事情都是从 2003 年开始的，它甚至超过了1997年这个节点。
二、律师何文琪的十年
“非典”和 CEPA 都出现在 2003 年。
如果把时钟拨回 2003 年年初，“非典”正是促成了 CEPA 出台的关键事件。当年“非典”首先在广东省爆发，香港因为成为“非典”疫情的重灾区，投资和旅游饱受打击，陷入了继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另一次经济衰退的泥淖中。根据香港统计处的数据，2003 年香港的失业率一度高达 8.7％，比 1997 年时的数字还要高。
廖家宝在尖沙咀打理的一家越南餐厅就是在 2003 年结业的。“非典”开始蔓延后，这家越南餐厅的生意一落千丈，租金占成本比例从“非典”前的 25％ 上升到了 50％。为了让餐厅能够熬过这段日子，廖家宝曾经到房东的写字楼下等待，希望能够和房东说上两句话，说服对方减租。
最终廖家宝等到了房东。他记得当时还戴着口罩，隔着这层口罩他诚恳地向房东请求道，“哪怕不减租，能不能给我们一两个月宽限的时间？”但房东只拿“我迟些回复你”搪塞他，然后再没联系过廖家宝。
没多久，餐厅被迫关门。
如果说餐厅经营还是小生意，那么受到“非典”打击的还有海洋公园这样的大公司。严重的“非典”疫情让游客急剧减少，海洋公园当年的入园人次还不到 300 万，亏损超过 2 亿港元。当时，海洋公园现任 CEO 苗乐文（Tom Mehrmann）从美国来到香港接手这个门可罗雀的主题公园时，公园帐上的储备金只剩下 1 亿港元，仅能维持 3 个月的运营。
就在那年的 6 月，为了挽救香港因为“非典”而造成的低迷经济，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创建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出台，此后每年都会新增加一份补充协议。根据这份英文缩写为 CEPA 的文件及其 10 份补充协议，内地将逐步增加向香港开放的程度，涵盖金融、医疗、法律等领域。在这些协议中，香港主要扮演一个服务和标准输出的角色，表面上看，香港以自己的专业技能，获得了进入更广袤市场的机会。
以电影行业为例，根据 CEPA 协议，香港内地合拍片进入内地市场，基本享受国产片待遇。2003 年至 2013 年 3 月，内地和香港的合拍影片总共有 298 部，内地香港合拍片常年占中国合拍片的 65％。
香港导演杜琪峰的电影《毒战》就是这样的一部合拍片，这部电影在内地的总票房是 1.5 亿人民币，而在香港的票房还不足 400 万人民币。相较香港，内地对电影的需求要大得多，且膨胀迅速。2003 年时，内地总共只有 1923 块银幕，到了 2013 年，内地的银幕数量已经超过了 1.31 万块。
CEPA 也减少了香港电影在内地发行所受的限制。根据 CEPA 2013 年 8 月签署的第 10 份协议，香港原版电影在配上简体字字幕后，可允许以粤语在内地任何省市放映，而不再仅局限在广东省境内。
同样是在 CEPA 的框架内，俗称“自由行”的“香港个人游”在同年 7 月推出，首先在广东省的 4 个城市展开，随后逐渐扩大到现在的全国 49 个城市，香港面向内地的旅游市场被打开。
“自由行”政策为香港每年带来近 3000 万人次的内地游客，是香港本地总人口的 4 倍。大量涌入的消费力就像一剂兴奋剂，利弊明显，在强力迅速地复苏了香港经济的同时，也为香港带来了社会矛盾，并让这种意见分裂在后来 10 年以各种激烈的方式呈现出来。
但在最初，似乎没有人真正预计过这种激进的双边开放会为香港带来什么负面的作用。畅旺的零售业让就业率回升，投资气氛回暖，在何志杰看来，接下来就是一系列连锁正反应：有人投资就代表律师事务所、金融机构、装修公司、家具店、电器店等各个行业都有生意可做，使得 2003 年至 2013 年香港零售业、地产、金融和律师的从业人口分别大增 26.7%、50%、39% 和 48%。
不少投资银行和律师事务所从业者从香港和内地的更频繁和开放的交往中抓住了赚取名与利的机会。
陈旗的青少年是在英国度过的。1993 年，还在念初三的他被父母送到了伦敦，并在伦敦大学完成学位。从小出国，这是香港许多中产家庭孩子的常规路径。陈旗后来回到了香港并加入了一家外资投资银行的亚洲零售部，一待就是 10 年，从一名分析员升任为现在的董事。
初入行时，他的客户集中在香港本地和东南亚，但现在他的客户超过一半都是内地企业，其中大部分是民营企业。2005 年是他的内地客户增加得最快的年份，这依旧是得益于体制——内地融资渠道的不畅通对外资投行来说蕴藏着机会。外资投行需要想方设法帮这些内地企业融到钱，陈旗会建议这些内地企业出境上市、发债或者找私募基金。香港的投行国际化背景更强，所以在和内地同事共同处理一个客户时，陈旗和他的香港同事通常负责为内地客户分析海外融资市场现状。
陈旗觉得他在推动一个行业在内地的进步，这让他很有成就感。内地正处于零售行业快速增长的阶段，但零售企业却普遍缺乏终端经验，还停留在采用批发的模式的思路里，在经营门店方面显得笨拙和粗犷。陈旗把一些国内数得上名号的零售企业老板带到国外，为他们和国外成功零售集团的合作牵桥搭线。
2005 年至 2007 年是中国零售股最被追捧的三年，陈旗每个月都要前往内地 4 至 5 次，去得最多的就是上海。从前，他对内地唯一的印象就是小时候和父亲回到广东番禺的老家。那时番禺没有开发，后来大名鼎鼎的碧桂园也尚无踪影，站在爷爷家的老房子门前看出去，四周都是农地。而且陈旗觉得，每个内地人的穿着都是一样的，男人都穿中山装，不是绿色就是蓝色，或者单套一件白色背心。
生于殖民时期的 70 年代，在香港上英文学校，后又到英国接受教育，陈旗的中文水平曾经仅止于能说广东话和部分常用的繁体字。但为了和内地客户更好地交流，陈旗已经学会了用拼音打简体字。
他毫不掩饰地坦言自己正享受香港依赖内地带来的好处，内地业务带给他的丰厚收入是实实在在的，2007 年，他买了房子，还买了一辆保时捷。他反问我，如果这种依赖能够增加一个行业的机会，那又有什么不好？
律师何文琪和黄淑芸的事业同样在这 10 年里快速扩张。两人同为提供证券和上市法律服务专职律师，各自开有一家律师事务所。为了方便内地客户和见面、开会，黄淑芸的律所还在广州珠江新城开设了办事处。
二十多年前，何文琪和黄淑芸刚成为律师时，就已经接触内地公司。1993 年，第一批“红筹股”在香港上市，随之越来越多的内地窗口公司来到香港做投资，何文琪和黄淑芸开始为这些窗口公司做法律业务。
如今她们的客户中有 90％ 都是来自内地，这些公司或者来香港重组架构成立控股公司，或者融资上市。前者可以让一家内资企业变成外资企业，方便以更低的成本向香港的银行贷款。后者的情况通常为，由于在国内 A 股上市等待时间过长，不少内地企业都会考虑来到港交所融资，比如，2001 年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的张家港牡丹客车就是何文琪的客户。
但何文琪和黄淑芸更愿意把这 10 年得益归因为内地金融市场仍然不够开放，以及内地企业在有机成长后的自然结果，和 CEPA 的出台并没有太大关系。
“国内的公司要向外发展，很多首先都会选择香港。公司重组、将来上市这些都要香港律师把关，我们也做很多内地移民香港的业务，方便他们在海外拓展。”黄淑芸说。
尽管 CEPA 有降低香港律师前往内地开设律所的条件的补充协议，但香港的律所在国内设立了办事处后，仍然不能够聘请内地律师。
但好消息是，CEPA 第 10 份补充协议进一步放宽规定，香港律所的广东代表机构可以聘请内地法律顾问处理内地法律事务，黄淑芸正好符合这一条件。
虽然香港和内地的法律体系仍然存在差异，但两地在商业法上已经非常接近。也正因为这样，一批来自内地的精英律师也开始承接内地和香港之间的上市法律业务。这些内地律师在海外接受教育，熟悉普通法，中英文俱佳，生意竞争对手的出现让何文琪倍感压力。
但何文琪有自己的优势。在正式转行做律师之前，何文琪曾经在投资银行担任保荐人。内地企业来到香港寻找律师事务所处理法律业务，许多情况下都是通过投行介绍的，而何文琪过去的工作经历无疑有助于她获得新客户。
随着内地和香港之间经济活动愈加频繁，一张曾经乏人问津的“中国委托公证人”证书也变得炙手可热起来。
按照规定，内地公司在香港签署的文件，只有在经过“中国委托公证人”的公证后，这些文件在国内才具备法律效力。而一家香港公司要到内地去注册一个办事处，内地工商局也需要“中国委托公证人”证明股东和董事是否真实。
2002 年这个考试刚向香港律师开放时，香港律师大多兴趣寥寥。当时，中国司法部还要向香港律师们打去电话，邀请他们来考这个资格证，考试也非常简单，连笔试都不需要。
“以前大家都没有感到这个证有多重要，后来慢慢发现这个证其实用处很大的。”黄淑芸说。黄淑芸在 2003 年通过了“中国委托公证人”的考试，现在她把这个资格印在了名片的最显眼处。
由于现在报考的香港律师太多，司法部不仅增加了笔试，而且严格控制着不到 10％ 的通过率，每年有 300 多名香港律师参加考试，只有 20 几名能够及格。因为难度大大提高，何文琪考了两次都没有过。
不过，内地的繁荣为香港社会带来的好处似乎更多地落在了精英阶层身上。根据香港统计处的资料，2012 年香港就业人士收入中位数为 1.2 万港币，即相当于大约 9600 元人民币，如果完全不考虑通货膨胀，那么仅比 2003 年的 1 万港币增加了 5％。
与之同时，人民币的迅速升值也让港元的购买力下降。2003 年，100 元港币还能兑换 106 元人民币，但是如今只能兑换不到 80 元人民币了。内地游客自然乐见汇率的变化，到香港购物还能打 8 折，但是对于食品和日常用品都要依赖内地进口的香港来说，这也意味着物价随之走高。
危机已经悄然埋下。
后续章节包括：胡世彬的香港、蝗虫、弗里德曼的自由香港，明天见。
